约翰很容易就能戳穿这种恶意的谎言。他能证明史威登堡在事件发生时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从未踏足海牙。“我丝毫不愿为老先生的神学著作辩护，宣称他在书中所说的一切都值得相信，但我刚才所听到的实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约翰将伏尔泰的事告诉了史威登堡，史威登堡仅仅笑了笑，说：“我实在不止一年半没去过海牙了，也多年没想到伏尔泰了。人真会扯谎！有头脑的人均能看出主教被绞死的消息是值得怀疑的，一个主教不会这么轻易被绞死。他入狱了倒是真的，我与已故教皇曾聊到过他也是真的。”

不久，各大报纸收回葡萄牙主教被绞死的消息，史威登堡又被视为先知了。

1769年1月，阿姆斯特丹一家报社就《爱情与婚姻》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说：“如果内容新奇和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可以促进一本书的销售，那么毫无疑问，这些著作值得期待，因为它们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奥秘……唯一可能妨碍此书畅销的原因，是人们的怀疑。有的人会认为作者的意思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而应该视为寓言；有的人会认为作者不道德；对他稍有好感的人会视他为狂热分子……作者不当被认为不道德，因为他所关心的是真正的美德……书中有太多东西不大可能是真的，与圣经的教训是相悖的。不管作者怎么说，我们只能视之为虚构幻想，并奉劝大众远离该书，因为它可能使人变成丧心病狂的狂热分子。”

无论是在斯德哥尔摩，还是在阿姆斯特丹，人们对史威登堡的兴趣大多止于他与灵对话的奇能异事，而不是他的神学著作。人们看到约翰与史威登堡常在一起，在各种被问到的场合一如既往地对他极尽溢美之词，在各种虚假的流言面前为他辩护，以致有些人也将他一并视为异端。

约翰是传统意义上中规中矩的基督徒，主流的观点他看得很重。面对大相径庭的各种说法，加上很可能曾受到教会的压力，他困惑了。他找来史威登堡曾出版的所有著作，逐一作了全面的研究，且做了大量的笔记，发现他能表示认同的很少。他接受神是一位，也接受信心与善行应当并重，但路德宗唯信称义的教义已让他心满意足了。他觉得《爱情与婚姻》的故事相当有趣，但反对天堂仍有婚姻的观点。另外，天使和魔鬼曾经是人的说法也让他厌烦。至于史威登堡所期待的新教会，他认为已在路德宗得到实现。他拒绝相信史威登堡的使命，也不认为教会需要进一步的革新。

约翰对史威登堡个人的喜爱是发自肺腑的，但他终究是恪守传统的基督徒，实在接受不了史威登堡过于革命性的观点。他衷心希望史威登堡不再发表神学作品，一方面是担心他所认为错误的观点到处泛滥，一方面是担心史威登堡会遇到危险。当他听说史威登堡打算发表一本新作时，便极力劝告他打消念头。“作为你真诚的朋友，我不得不忠告你，不要再发表新的教义，至少这两年如此，否则你有被逐出城的危险。”

史威登堡无疑明白约翰的好意，但他不会因害怕危险而放弃他认定的使命。不久，他又发表一本新作——《教义对比》（Brief Exposition），给自己主要的神学思想作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与天主教及改革宗的教义作了一个对比。约翰仔细阅读了史威登堡寄来的小册子，发现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有危害。

1769年3月8日，约翰给史威登堡写了一封长信，说他新出的作品并没有解决他心中的疑惑。他说多数人不会接受他的“灵界见闻”——虽然精彩，但证据不足。有的人会视之为虚构幻想，有的人会视之为诗情画意的小说，有的人会因为流言蜚语将他定为异端头子，有的人会嘲弄他为疯子。

信中交织着极复杂的感情，有痛心，有遗憾，有不解，有劝告。“为了出版您的著作，出版后又四处寄送，您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然而您得到了什么呢？哀哉，您什么也没得到！……没有人会认同您所谓的‘天使的智慧’……我最尊敬的人啊，通过与您交往，我对您的真诚和您对真理衷心的爱慕，是确信无疑的……我最亲爱的朋友，请允许我向您所表示的爱的承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让我可以畅所欲言，直率地将那些傲慢忌妒的读者所不愿告诉你的话讲给你听……请原谅我说的话，我从未怀疑您的真诚。然而在我看来，您的天使是十分可疑的，您所归给他们的智慧有时接近愚痴……我担心这些邪恶的灵，有时因为难以分辨，给你造成了错觉……”

约翰等了一些日子，没有等到回信，便跑去见他，发现他反应冷淡，甚至有些生气。“要是你不愿相信我，那你昔日全神贯注地研究我的著作就是浪费了太多的精力。”约翰注意到，当他说话的时候，往日的笑容完全消失了。孤独的人难免有失落的时候，人生觅一知己难矣！

1769年4月26日，史威登堡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巴黎和伦敦，然后返回瑞典。他前来向约翰辞行。“只要我活着，我永远无法忘记他来我家辞行的情景。”约翰感觉他这次说话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感人至深。“神若愿意，我会再次来阿姆斯特丹看你，因为你在我心里是极珍贵的。”约翰说只怕他们难再相见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活不太长。“这你不会知道，”史威登堡说，“智慧的神若看为好，就会安排我们继续活着。与主连接的人此生就能预尝永生的滋味，尝过这滋味的人不再过于关注这短暂的一生。相信我，我若知道明天神召我前去，今日我必请来乐师，再一次享受人间的快乐，作为美好的谢幕。”

1769年7月1日，在巴黎停留两个月后，史威登堡到达伦敦。这是一个忙碌的夏天：他一面忙于出版一些小册子，一面忙于他的最后一部大作《真实的基督教》。

和在斯德哥尔摩一样，他在伦敦接待了众多访客，与同胞斯普林格的关系也更加熟稔了。斯普林格说，英国主教们对他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两年前，他看到主教们对他相当冷淡，而如今已变得很有礼貌。他问史威登堡原因，史威登堡的答复是：神知道祂的教会应当何时开始。

伦敦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名叫梅西特，是史威登堡的的常客。和梅西特一样，托马斯和威廉也接受和认同史威登堡。威廉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待人热情，机智幽默。他有过十年非常幸福的婚姻生活，妻子过世以后，他对女儿的管教异常严厉。他脾气急躁火爆，据说，只要看到女儿有轻浮的打扮，就会让他大发雷霆。

有朋友曾给他介绍史威登堡的著作，他翻了翻，随即厌烦地丢开了。后来，出于某种因缘，他决定再认真读一读。可能天堂的生活是为人服务这种新观点，或者史威登堡对耶稣基督本质的解释，感染了真诚的威廉。他读得越多，对启示的真实性就越发确信无疑。

后来威廉认识了托马斯。托马斯是一个感性的人，但不善交际，在人群中容易紧张。两人见面之前有过长期的书信往来，思想和情感的共鸣与日俱增，以致两人初次见面时，竟情不自禁地深情拥抱，仿佛是早已熟识的故交。后来，他们一同以喜乐饱满的热情传扬新的福音。威廉的脾气逐渐平伏下来，性格日趋成熟温和，基督的忍耐取代了从前的急躁。其传记作者称他是“我见过的最理智、博学、善良的人”。

托马斯和威廉首次拜访史威登堡是一个欢喜交加的场面，他们聊了近两个小时。两人对这次会面皆十分满意。他们邀请史威登堡共进晚餐，但史威登堡客气地谢绝了，说他的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是牛奶加面包。

托马斯和威廉十分确信新启示的重要性，于是立即着手翻译史威登堡的一些著作。威廉将《关于生活的教义》译成英文，翌年在普利茅斯出版发行了。之后，在托马斯的协助下，他又翻译出版了《天堂与地狱》。

托马斯在《身体与灵魂的关系》和《天堂与地狱》的英文版序言中写下了他对史威登堡的印象，盛赞他学识渊博、彬彬有礼、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平易近人、自在轻安，且称能与他相遇相识并拜读他的著作，是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在写给《真实的基督教》英文版译者的信中，托马斯作了类似的评价：

“伟大的史威登堡是一个极谦虚的人。他思想开明，所有善良的人，无论属于哪个教派，都为他所喜爱。他们若有认知上的错误，只要是无心的，他认为都是情有可原的。他清心寡欲，却无丝毫苦行僧的模样。相反，一种内在的沉静和轻安从他甜美的表情和举止上流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