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时代

丹麦作家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写过一个美丽的童话——小小的花盆里长出了大树。因花盆太小，树根紧紧绞在了一起。但是它们勇敢地向太阳伸展，开枝散叶，乃至繁花似锦，金黄的果实令人神清气爽。它们张开热情的双手，将欢叫的鸟儿拥入怀抱，心中吟唱着一曲欢乐的新生之歌。它们冲破了坚硬冷酷的樊笼，在自由的空气中尽情地舒展。

在我看来，这童话正好象征了十八世纪所诞生的伟大天才，史威登堡。有人将那个时代称为理性时代或启蒙时代，也有人将之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冷酷无情的时代。虽然处处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无畏的自然探索家，政治体制也变得更为合理，封建制度也受到了限制，公共交通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安全，中世纪的疯狂也大大受到了礼数和理智的约束，但是忧郁、沉闷的不祥气氛依然笼统着世界，和之前的中世纪没有分别。法国史学家泰纳（H. A. Taine）等学者注意到当时的神学极其冷酷，将人类视为罪恶的孩子，宣扬神的愤怒笼罩着整个世界。即使古代圣者所推崇的仁爱也遭到了驱逐，“唯信”被提到了崇高的地位。唯信不再是信，而是自以为是，以为只要信就足够得救。一切有益的事业被视为浮云，人间一切的不幸被视为神的惩罚。幽暗、无知、冷漠笼罩着这个心灵饥荒的世界。

天才史威登堡就生长于这样一个严酷的时代，他的诞生注定要打破禁锢人们思想的信条，就像童话里的大树冲破花盆的束缚一样。对于这样一位思想家来到世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史威登堡出生时，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刚去世不久。这位伟大的捷克教育家、摩拉维亚教会领袖，最先向长期禁锢社会的陈腐思想发出了有力的一击。1688年，史威登堡出生那一年，正值英格兰发生重大（纵然无情）革命的一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路易十四统治法国的鼎盛时期，拉罗歇尔惨遭围困的记忆依然萦绕在法国新教徒的心间。他与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生活在同一时代，亲眼见证了国王查尔斯十二世那触目惊心的远征。在他晚年，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开始倡导顺应天性的伟大教育理念，狄德罗（Denis Diderot）则发展了有关五官的哲学，向世界宣称盲人也能接受教育。心中向往的新时代猛然来袭，冲击着面临崩溃的传统文化。或许没有人像他如此经历新旧文化的狭路相逢。

我越是思考史威登堡所处的时代，越是不知当如何对他进行评价，唯有将他视为一个奇迹。他与当时的教会和社会标准相去甚远。从他的出生和早期教育，我找不出足以解释宗教思想史上将发生独立运动的原因。成千上万的人和史威登堡一样，也由虔诚的父母所生，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他们没有给人类贡献新的思想，也没能增进人类的幸福生活。然而，天才不正是这样吗？我们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了天使。

生而神灵

史威登堡家住瑞典斯德哥尔摩。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耶斯培?史威登堡（Jesper Swedenborg）是一名路德会主教、神学教授、宫廷牧师，灵性思想丰富。据说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可路德（Martin Luther）曾看见神灵，也听见他们的声音。他的众多追随者严格禁食、守夜，就是为了一睹另一个世界的样貌。据说史威登堡年少时也有过类似经历。晚年，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从四岁到十岁，我常默想上帝、救恩及人的灵性体验。有时我说出一些事，让我父母非常惊讶。他们说一定有天使透过我的口说话。”他父亲或能理解，他母亲却断然对丈夫说，伊曼纽尔“必须停止这类神思”。从那以后，直到五十六岁，他没有从灵界看见什么异象或听见什么声音。

从他的神学著作可以看出，史威登堡显然不主张孩子或没有准备的人追求这种经历。无论何人，他总是提醒他们追求异象的危险，也常劝诫他的读者防备这最大的危害。

史威登堡的童年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对于他精彩的人生是一个很好的预备。他和父亲常去爬山，去海湾探险，收集苔藓、野花和漂亮的石头。回家以后，他通常会写一篇长长的日记，记录他们的户外经历。从童年时代开始，他就是一名学者，思想常常超越了体能的限制。但是他和其它早慧的青年不一样，他始终保持着健壮的体魄，其高贵的男子气质是有口皆碑的。

求学生涯

史威登堡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他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据说他的早期作品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但是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数学和机械。他在积分计算中的一些简便算法曾令导师吃惊，他们常常跟不上他在破解难题时的敏捷思路。导师们感叹后生可畏，同学们也悄悄议论。

不知不觉中，他仿佛成了当时古板严肃之风的一面镜子。虽不拒人千里，却形如雕塑，看起来一本正经。不过他十分俊俏，具有领袖气质。他从不嬉闹玩耍，甚至年近而立，也不敢向心中初恋表达爱慕，反去找她父亲，著名发明家普尔海姆（Christopher Polhem）。倘若可以，他情愿用图表证明他对少女的倾慕。女孩的父亲表示同意，并保证三年内将女儿许配于他。女孩却胆怯，最后女孩的哥哥只好劝史威登堡放弃。虽然如此，他对女孩的爱慕却未曾熄灭。

1709年，时年21岁的史威登堡光荣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旅行多个国家，不是为玩乐，而是为求知。他的好友卡尔（Carl Robsahm）在回忆录中说，除了在学校所学的语言，他还熟悉法语、英语、荷兰语、德语、意大利语，因为他曾多次到这些国家旅行。

史威登堡的父亲希望儿子从事外交工作，但是他选择了科学的道路。他身上带着晋见欧洲各国权要的介绍信，可是他没有放在心上，反去寻访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有时甚至冒然造访，请求接见。他身上带着一股尊贵的气质，因而很少遭到拒绝。他唯一的渴望和使命就是求知，凡是拥有新观念、新方法的人，他都虚心求教。

探索自然

因着高深的学问，深受国王查尔斯十二世赏识的普尔海姆也和他成了忘年交。在他引荐下，史威登堡觐见了国王。1716年，国王任命他为皇家矿务局技术顾问，职责是探索最好的采矿和冶金方法。任职期间，史威登堡全方位开展工作，不仅忠实、睿智地履行本职工作，还对其它科学领域进行了研究。作为一名独立的思想家，在与生俱来的伟大天赋的推动下，他深入探寻着自然的奥秘。他对炼铁、采石、车间、船坞的熟悉，正如他对天上繁星和清晨鸟鸣的熟悉。阴暗角落里盛开的花儿和徒步跋涉的高山，一样向他述说着自然的奥秘。在他身上，有着实践与唯美、理性与诗意、创造发明与舞文弄墨的罕见融合。

1718年，史威登堡制造机械的才能在瑞典围攻霍尔登期间得到了发挥。他制造的机器，能翻越山岭将数只大型船舱运到十四英里外的地方。他还曾设计一种内部结构相当复杂的机车、一种飞行器、一种能在水下航行的船只，预示了汽车、飞机、潜水艇的样式；也曾设计各种新型机器，利用水来压缩和排出空气；还试图制造一种大众化的乐器，好叫不通音律的人也能将乐谱上的音符化为美妙的音乐。此外，他曾设计一套分析方法，以探查人的欲望和情感；还发明了一种气枪，能在一分钟内发射一千发子弹；也曾设计吊桥等多种机械装置。在他身上，预示了科学和艺术的美妙结合。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结合。此外，他还证明了十进制数位系统能如何应用于实际。可以说，他早早瞥见了一两百年后才得以出世的许多奇特知识和理论，包括古生物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另外，他还勾画了原子理论和星云假说的轮廓，领先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拉普拉斯（P. S. Laplace）多年。

思想巨擘

如此广泛的天赋和成就能带来多大的财富和地位，史威登堡不是不知道。然而，对于唾手可得的荣耀，他选择了放弃。人类的痛苦和压力，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生性谦虚而腼腆的他，看见残忍的基督教神学体系正摧残着无以数计的人。当时，在英国的大觉醒运动中，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正极力宣扬地狱之火，给人心带来恐惧，无数未受洗而夭折的孩子被认为逃脱不了永远的痛苦。作为现代人，我们无法想象罪恶是如何将神的圣言变成了咒诅。天堂狰狞可怖，地狱无法描述，人生是无尽的痛苦。史威登堡心想：“恐怖的阴影笼罩着世界，我学这么多知识又有何用呢？”为此他毅然抛弃一切荣耀，用了二十九的光阴，三分之一的生命历程，在相对贫穷的条件下，以一种人性而理性的信仰和生活法则，抚慰着受伤的心灵。

工作之余，他利用每一个空闲，专心写作。在探索神学领域之前，他完成了六十本著作和小册子。此间他完成的大作中，有《自然的根本原理》（The First Principles of Natural Things）、《论大脑》（The Brain）、《论人体的运作规律》（The Economy of theAnimal Kingdom）、《理性心理学》（Rational Psychology）。

论到史威登堡的科学著作，美国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评论说：“在十九世纪的许多科学领域，他似乎早已捷足先登了…对于一个埋头钻研的学生来说，他的著作不异于一座丰富的图书馆。其中《论人体的运作规律》一书，因其经久不衰的思想价值，不失为人类的一大瑰宝。此外，《论人体》（The Animal Kingdom）一书也可谓功德无量，它的写成乃是本乎最高的目的——将长期以来彼此排斥的科学和灵魂学再度揉合起来。作者从一名解剖学家的角度，诗一般地描述了身体的构造。以如此大胆鲜明的手法处理如此枯燥乏味的主题，真是无与伦比。”

编辑兼作家哈伯德（Elbert Hubbard）指出，达尔文（Charles Darwin）似乎仔细读过《自然的根本原理》一书。不管怎样，当史威登堡看见岩石上的一抹青苔竟能发展成一座森林，便已发现了进化的痕迹。对于圣经所记创世的故事，他不认同作字面的解释，认为那违反科学事实。他也从未在任何神学著作中改变他对创世记的解释。事实上，他认为确立已久的字面解经法是荒唐可笑的，并对其进行了驳斥。同时，他在经卷中发现了一种上古时代的叙事体，它与物质世界的创造毫无关系，而是论及人类灵魂的一种早被遗忘的寓言。

除了数学、机械学、矿物学，史威登堡在著作中还显示了对化学、解剖学、地质学的精通和对音乐的爱好。哲学方面，他所思考的主题同样丰富多彩。即便如此，他总能抽出时间，实践各种有益社会的活动。他多年担任瑞典议会的一员，因为对国家的突出贡献而备受尊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获得了众多殊荣。1724年，乌普萨拉大学请他担任纯粹数学教授一席，被他婉言谢绝了。圣彼得堡、乌普萨拉、斯德哥尔摩一些学术机构也曾吸收他为机构成员。在斯德哥尔摩皇家学院的大厅内，作为其中杰出的一员，他的画像与林奈的画像挂在一起。后者对动植物的分类，乃是植物学领域的一大革命。

简而言之，史威登堡的一生似乎就是工作，工作，不停地工作。他已拥有足够的财富，但是这只会激励他作出更多的成就。所有人，不论身份如何，都一致见证他的高贵品德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上了年纪以后，他和善的待人方式受到了所有至交的喜爱，青年时代的死板严肃早已消失不见。

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知己。他爬到了思想的巅峰，高不可及，就连他的科学家同行，在某些他所熟悉的课题上，也难以和他对话。他们情愿向人推荐他的著作，而非劳心劳力地去钻研阅读。在思想探索方面，似乎没有人跟得上他的步伐。他是盲人当中的一只眼睛，聋子当中的一只耳朵，旷野当中的一个呼声，可他的声音却没有人能够听懂。

我不禁想，史威登堡的孤独不仅仅是地上的孤独。世界对他来说似乎是陌生的，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世界。或许没有人像他那样，灵魂渴望着冲破肉体的牢笼，也没有一位智慧相当的知己来减释他的压力。他将一生献给了学问，可是纵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他又能做些什么呢？在艰难的道路上，每当有更多光明和机遇出现，他自然欢喜踊跃。然而我想知道的是，当他获得启示以后，地上的生活是否依然让他感觉惬意和自在呢？

获得天启

1744年前后，史威登堡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位敏锐的自然观察家和思想分析家从天获得了洞见灵性世界的能力，其灵魂的知觉得到了开启。他的朋友卡尔曾记录他们的一次对话，谈话中，他询问史威登堡在何处获得了见闻天堂、地狱、灵人界的能力，事情又是如何发生的。史威登堡回答说，一天夜里，有一人向他显现，“祂说祂是主、神、创世者、救赎者，已拣选我向世人宣示圣言的精义，并要指示我当写的内容。当晚，灵人界（the world of spirits）、地狱、天堂清楚地向我显示出来。我认出许多熟悉的面孔，景况各不相同。从那天起，我放弃所有科学研究，投入灵性的事物，照主的吩咐记录我的见闻觉知。此后，主每日开启我的眼睛，乃至在白昼，我能看见另一个世界，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与天使并灵人交流。”

1766年9月，史威登堡在写给符腾堡路德会的神职人员厄廷格（Frederick C. Oetinger）的信中说：“我郑重声明，主曾亲自向我显现，差遣我从事现在的工作。祂开启我的心智，唤醒我的灵魂，叫我看见灵界的景象，听见灵界的声音，迄今二十二年之久，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史威登堡的特殊能力，一直持续到1772年3月29日他去世的那一刻，当时他寄居于伦敦。

史威登堡将其至高的理念视为神无限意识的启示。事实上，他自己的话表明，他并不将灵界的见闻觉知视为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成开发另一半意识的途径（这另一半意识在我们身上处于休眠状态），以便更全面的觉知良善、邪恶、灵性、物质，将圣经破译成生活的法则，而不是单纯的文字术语。他并未宣称他是唯一具有这种视见的人，断然没有。他只是说，在长达二十九年的岁月里，他一直完全清醒地生活在那真实的世界，而且所有活在地上的人也同时活在那个世界。

新的使命

史威登堡相信，探索并诠释圣经的精义和象征乃是他的使命，他在灵界的经历也是为了帮助他真正理解神的圣言，好向世人传递最美妙有益的真理。为此，他将全部精力和气魄投入到探索灵界的实相和法则。他学习了希伯来文，以便阅读旧约原文，取得古代有关宗教形式、寓言、奥秘的第一手资料。

显然，史威登堡用了多年的时间致力于领悟很多模糊的经文，在此期间，他常常陷入困惑。很多因素困扰着他，包括传统观念、难以摆脱的宗派解经习惯、脱离基督教仁爱宗旨的冷漠时代、任何先知使徒都始料未及的偏向巫术的教会信条，还有迷惑人的知觉感官。但是终于有一天，光明照亮了他的心智，真理使他得到了自由。于是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解救世界的使命中来。

1747年，史威登堡向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请辞，希望退出顾问岗位，以便心无旁骛地投入新的工作。国王曾向他提供更高的职位，但他婉言谢绝了，唯恐更高的地位只会引发骄傲。就这样，他悄然离开了贵族阶级的浮华，放弃了曾经获得的荣耀，隐居于小小的书房之中。在那里，他写出了大量的著作，旨在使基督教在世界成为一个鲜活的实体。

读过史威登堡神学著作的人，不论持什么观点，都对他独特的人格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做什么，他都彬彬有礼，从容不迫，从不冲动兴奋，得意忘形。他在灵魂的领域涉入越深，性情就越发谦卑、沉静。他从不希望人们盲从轻信，也不试图改变人的信仰。对于主将在世界建立的新教会，他从没想过附上自己的名字。他觉得他的信息是为后世准备的，而不是为当代准备的。他将长年辛苦完成的拉丁文著作印刷成册，自己出资，赠送给欧洲一些大学和神职人员。在很多著作上，他甚至没有署名，他的笔名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史威登堡的人格，同他著作一样崇高、尊贵。他是百年难得一遇的思想巨擘之一，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才能，令世人称奇。

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说：“我们以自己的存在叫人信服。”瑞典先知史威登堡在自己庞大的工作中正好有力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许多言论将会招致怀疑和敌视，他本可省略或委婉地表述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理，以一种更吸引人、更讨人喜欢的方式呈现。但是他从未退缩，也从未偏离神的托付。当他离开人世，脱去那难以承受其崇高思想的肉体以后，他的盛名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毁谤。一时间，正信之基督教所遇见的最宝贵的捍卫者之一几乎被人们遗忘。在与日俱增的孤寂之中，他得到的唯一回报是他清楚地知道，他正为全人类的福祉奉献全部力量。

德林克沃特（John Drinkwater）的剧作“林肯”，其中有几句话总能让我联想到史威登堡：

通达的人何其孤独，

引人神往的异象何其难寻，

它带人越过草地，

穿过稻田草垛，

来到山腰，飞腾到冥想的巅峰，

谷中播种耕作的一切奇遇，

凝固成一种阅历，

引导他灵魂的旅程，

使他的双手充满力量和节制。

先知史威登堡恒常生活在孤独和异象之中，实乃旷世无双。他的人生如此独特，如此神奇，研究他生平的人无不变得谦卑，像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