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黑暗中的光明》是1927年海伦?凯勒47岁时所出版的《我的信仰》的修订本。《我的信仰》一书有很多章节完成于她人生的不同时期，有的早至1903年。到了二十年代末，海伦将它们收录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内容上的不连贯。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版对之前松散的结构进行了调整，使之更为紧凑。

作为海伦?凯勒的传记作者，我明显注意到，是她对史威登堡思想的坚定信仰，使她成功克服了既聋又盲的双重残障。当时，她所面临的悲惨境地，完全可能将一个精神和勇气稍弱的女性击垮。

1880年6月27日，海伦?凯勒出生于阿拉巴马州西北部的一个小镇——塔斯坎比亚（Tuscumbia）。她原本是一个视力和听力完全正常的孩子。在将近两年的时光里，她的童年和其他孩子一样美好。然而，1882年2月，方才19个月的海伦突然患上了严重的胃充血和脑充血。当时的医生认为是脑膜炎，至于究竟如何，今天依然是一个谜。有的认为是由一种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传染病——猩红热，有的则认为其症状更像是脑膜炎，是覆盖头骨和大脑的一层娇嫩的脑膜因被感染而引起的疾病。不管怎样，在一段日子里，她的家庭医生认定她会死。所幸高烧逐渐退去，海伦终于进入了安静的睡眠当中。

海伦的父母以为孩子得到了治愈，如释重负。直到后来，当他们发现海伦对晃动的手指和晚餐的摇铃毫无反应时，才知道原来病魔已经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她活在一个没有光明和声音的世界。随后的医学测试证明，她既不能看见光，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但是，凭着对生活和知识的无法熄灭的热情，加上老师安妮?莎莉文的倾情投入，海伦终于克服了严重的残障。1887年4月5日，在她童年时代的家乡塔斯坎比亚，安妮?莎莉文将倔强的海伦带到户外的井泵，叫她拿一个杯子，对着出水口。随着凉水喷涌而出，盛满杯子，她在海伦的另一只手上写下一个“水”字（w-a-t-e-r）。后来，安妮在向一位朋友回首往事时写到：“随着凉水流过指间，我写下一个‘水’字。她似乎惊呆了，杯子滑落了下来。她呆呆地站着，脸上焕发出新的光彩，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水’字。她跪到地上，问它的名字，又将手指向水泵和棚架。忽然，她转过身来，询问我的名字。我写下‘老师’。”

就在那天，海伦的“灵魂获得了自由”。后来，当她兴高采烈地描述自己认识语言的经历时，便是这样说的。

长大以后，海伦有幸遇见了约翰?赫慈先生，使她的灵魂再一次获得了释放。先生生于瑞士，是发明电话的美国著名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的秘书。他是一位慈祥的老人，留着长长的胡须。自那以后，他成了海伦精神上的领路人，给她介绍了十八世纪瑞典著名神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史威登堡的著作。史威登堡在经历了灵魂的觉醒以后，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全神贯注于圣经的研究和神哲著述的写作。他的灵界见闻深深感染了海伦。海伦因而成了热诚的史威登堡主义者。

赫慈先生送给海伦的首部盲文著作是史威登堡的《天堂与地狱》。海伦后来写道：“我翻开这部大作，在前言部分，我的手指触到一位盲妇因史威登堡著作中的美妙真理而喜得光明的故事。”她发现，读了史威登堡的文字以后，她开始相信他的著作能弥补她视觉上的缺陷。从那以后，她从未怀疑，自己不健全的肉身之内还有灵性身的存在，经过这短暂的无声无光的岁月，在看不见的肉眼之内，她灵魂的双眼将看见一个无限精彩的世界，比这充满瑕疵的世界要令人满意得多。“我的心为之一振，欢喜踊跃。她的信仰增强了我原本强烈的感受——灵魂与肉身之间，我所想象的完美世界与不健全的肉体感官时时触及到的混乱、破碎、不合理的世界之间，是截然不同的。我像一个健全快乐的青年一样继续阅读，努力琢磨着这位瑞典智者的长篇大论和深厚思想。”

每个清晨，早饭之前，赫慈先生总会不辞辛劳地将史威登堡的著作转换为盲文，以供海伦继续阅读学习。如海伦日后所说：“为着对圣经更丰富的诠释，对基督教教义更深刻的理解，对神与人同在的宝贵的认识，我深深地感谢史威登堡……他的中心思想很简单，由三个要点组成：神是圣爱，神是圣智，神是起用之圣能。”

就这样，从十六岁开始，海伦便以史威登堡主义者自居。

1896年夏天，海伦的父亲突然离开了人世。得知父亲逝世的噩耗，海伦请求莎莉文老师带她返回家乡，与家人同在。但她的母亲却以一个牵强的理由拒绝她回家参加葬礼——表示阿拉巴马的酷暑和潮湿会损害她的健康。

当莎莉文老师将她母亲的决定写入她的手心时，她不禁抽泣起来。父亲离开了，家人却拒绝她分担悲伤。此时此刻，她比任何时候更觉得孤单。后来，她向一位朋友写道：“上周六，我父亲在家中去世了，我却不在他的身边。他可是我亲爱的父亲啊！亲爱的朋友，你说我如何能够承受！”

海伦唯一的安慰来自她新近发现的信仰。她向赫慈先生写道：“老师给我读‘不朽的泉源’，当她将文字写入我的手心，我忘记了我心中的痛，只想象着我亲爱的父亲回到了他的天家，有天使围绕在他身边，学习着他在地上学不到的一切。您瞧，这些真理给了我多大的帮助！我需要它们，而且从未感到如此迫切！”

海伦初次接受宗教教育是在她八岁的时候，那时距她开始认识语言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当姑妈告诉她，她是由尘土所造，神是她的父亲，神就是爱，神无所不在时，她觉得那是开玩笑。不信基督的莎莉文老师被海伦追问着，有很多问题她觉得根本是回答不了的。

自从接受了史威登堡的教义作为个人的信仰，海伦就与家族的宗教传统脱离了。她父亲是长老会成员，热心教中事务，母亲是圣公会成员。海伦自己则从波士顿三一教会的布鲁克斯主教接受了信仰上的指教，不过她在神的爱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依然存有疑惑。

海伦受过高等教育，了解多种语言。1904年，她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成为首位毕业于高等院校的聋盲人。她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热爱阅读，时常能从她丰富多彩的盲文书籍中找到启发和宁静。当她灵活的手指掠过凸起的文字，失明和失聪不再是她的障碍。她探索着宇宙的无穷奥秘。在她用手指所读过的所有书籍当中，她最喜欢的还是哲学著作。“我享受着哲学带给我的快乐，单单因为它，艰苦的四年时光都是值得的……我生活在一个无声无色的世界，但哲学教会了我如何避免狭隘经验下的种种错误观念……我很高兴我的信念得到了证实，就是我能跨越知觉的限制，在光明中目睹那不可见的真实，在寂静中聆听神的音乐。我快乐地坚信，失明和失聪不是我生命的根本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断然不是我不朽灵魂的组成部分。”

在所有哲学家当中，海伦最喜欢的始终是史威登堡。史威登堡是瑞典著名的议员和科学家，五十五岁的时候，他从灵魂深处经历了一连串的灵性体验，因而放弃了他在工程学、物理学、生理学方面的辉煌事业。他早早预见了后来的许多发明发现。开悟之前，他说他从许多梦境和异象获得了指教。照他自己的话说，主用祂的圣灵充满了他的心，差遣他揭示新教会的教义，该新教会就是启示录中“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且声称这一切都是在他阅读圣经的时候进行的——“为着这个目的，主开了我的心智和灵魂，使我既在灵界与天使同在，又在人间与世人同在，迄今已有二十五年之久。”有了这些启示，他就圣经的内涵、天堂与地狱、圣爱与圣智写下了许多著作。

史威登堡以其宇宙实为一体、众生皆为兄弟、神即是爱、来生不再有知觉障碍的观念吸引了海伦。从史威登堡的著作和他迷人的思想品德里，海伦获得了很多启发和洞见，因而称其为“我黑暗中的光明，我寂静中的声音”。根据史威登堡的思想，死亡只是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更广阔更高贵的生命的通道。海伦相信，在灵界，她不仅能看见光明，听见声音，也能享受她此生未能获得的爱情。

“我总是渴望更多地了解灵界”，海伦在写给赫慈先生的信中如此说道，解释先生在她十六岁时所介绍给她的信仰为何成了她的力量之源，“史威登堡的思想比我读过的信条更让我感到满足，因为它是最合乎精神、最合乎理想的信仰，最好地满足了我特殊的需要，它让我觉得我仿佛获得了健全的知觉……我厌倦了在黑暗中摸索，黑暗似乎没有尽头。每当这种时候，对自由和更广阔生命的渴望让我备受煎熬。但是，每当我想起您所带给我的真理，我就重新变得坚强，充满快乐。我不再聋，不再盲，因为在我灵里，我能看见肉眼所看不见的荣耀，听见超越尘世喧嚣的爱的音乐。我的苦恼在于隐晦不明，照史威登堡的话说，就是由尘世事物引起的无明。有时，面对某些人以为只有他们才拥有世界，因为他们能见能闻，我就忍不住想笑。实际上，他们所看见的只是阴影，所了解的只是局部。他们很少发现，只有灵魂才是从无序创造和谐、从残缺创造完整的实质、生命、能量。”

1908年3月底，海伦和母亲来到华盛顿，赫慈先生到火车站迎接。他看起来身体良好，拥抱了海伦，又在她手心写下几个表示欢迎的德语。这是他迎接海伦的习惯。走了不远，赫慈先生突然变得虚弱，呼吸困难。她们叫来救护车，遗憾的是，先生还是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了。海伦和母亲坐马车紧随其后，当她得知先生已经去世，本能的反应就是她应该到医院的太平间为先生送行。她敏感的双手抚摸着她所尊敬但从未眼见的脸庞，与他作最后的吻别。后来，她如此写道：“失去这样一位亲密而亲切的朋友，我若相信他是永远离我而去了，定会无法承受。他那高贵的智慧和对永生的把握，使我也毫不动摇的相信，在一个更加快乐美丽、超乎梦想的世界，我们还会重逢。”

20世纪20年代初，将近不惑之年的海伦开始踏上表演舞台，以支持敬爱的老师和自己的生活。她是一个老练的演员，即使母亲于1921年去世，她也没有离开舞台。当时，她和老师正在洛杉矶的奥芬戏剧院（Orpheum circuit）表演。她曾回忆说：“每当一想到面对着观众，我的每一条神经就吼叫，但我不得不去做。”她甚至不知道母亲已经病危，当她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离她登台表演只有两个小时了。

海伦的母亲一直对久卧病榻心怀恐惧。海伦一想到母亲在完全崩溃之前解脱正是她所希望的便稍得慰藉，但是使她能真正承受丧母之痛的还是她对史威登堡思想和灵魂不朽的坚定信仰。“我坚信我们还会在那个永恒美丽的地方重逢，只可惜母亲的离去给我的生活留下了令人沮丧的空白！……翌年四月，当我到蒙哥马利看望妹妹时，我仿佛再度经历了母亲的离去，唯一支撑我的是我相信，到了远方的彼岸，一切闪耀的真理显现以后，她会在我的残障之中满足地发现神的美意，就像一条金线，将万事串联起来。”

母亲走了，海伦就只剩下老师莎莉文了。然而1921年，当她们在多伦多演出时，为她奉献一生的老师因严重的流感倒下了。后来的岁月里，莎莉文老师受尽了病痛的折磨，不仅很快失明了，还承受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病痛。

1936年，当老师莎莉文去世时，海伦的信仰再次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要知道，老师和她朝夕相处几近五十年之久。人们知道海伦对老师的依赖，难以想象失去老师的她将如何生活。但是海伦以巨大的勇气和坚毅度过了最大的难关。后来她在日记中写道：“每当想起她日渐消瘦的画面，我就痛彻心扉。”她在描述老师的离去给她带来的巨大悲痛时，也述说了悲痛之中所获得的内在力量：“当她停止了呼吸，她希望能与我共持的信仰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我弯下腰，对她说，‘我至爱的老师，您知道，生命将再度开始，安享光明和宁静’……往日的画面一一闪过，我想起了我们写字交流时我获得自由的那些快乐的日子。生命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

在海伦看来，现代医学提高了人晚年生活的质量，而史威登堡的思想却使天堂成为一个重逢的地方，每个人都将有机会与所爱之人再聚一堂，她自己也将与老师莎莉文重逢，而且能看见光明，听见声音。一位朋友曾说：“她对灵魂不朽的信念如同红血球溶于她的血液中，成为她的一部分。”在对史威登堡的赞叹中，海伦写道：“当我想到那些失去亲人而希望详细了解那未见世界的人，显然，满足他们疑惑的心乃是一份神圣的责任。”

海伦顽强的生命力让认识她的每一个人动容、称奇，其力量一部分是来自于她坚强的信仰。当海伦正“感受”传奇舞蹈家玛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专门为她设计的一支舞蹈时，格雷厄姆注意到：“她不让任何自我意识阻碍其中，她完全是一个受纳的容器，是神的一位见证人。”后来，她通过波莉?汤姆森（莎莉文老师过世后与海伦作伴者）与海伦交流，称她是一位伟大的演员，因为她心中有爱。在格雷厄姆看来，任何人若没有爱，就不能成为一个有灵感的演员。

的确是这样，对很多人来说，遇见海伦就像获得了一次宗教性的体验，就像遇见了一位天使，通常都会流下感动的泪水。遇见她的人很快能指出她精神上的美，将她比作一位圣人。

但是，当我研究我给她写的传记，发现她从不以天使自居。她喜欢笑，喜欢别人在她手心写笑话，喜欢时髦的服饰，尤其喜欢红色高跟鞋，还喜欢晚上喝一两杯鸡尾酒。外形上，她高挑，美丽，各项特征几乎完美。年轻的时候，她有一头浓密的栗色的头发，直垂到背。她本美丽动人，只因盲聋，其漂亮的外表常不被人提及。

1955年6月，就在她75岁寿辰前一周，海伦被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学位，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女性。报出名字的时候，全场观众一同起立，为她喝彩。她穿着一身白色的服装，头戴一顶白色的礼帽，上面绣着一些绿色的小花，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美丽动人。她衣服上别着一束白色的栀子花，那是史威登堡宗的同道送给她的。她在一生最特别的日子戴上这些美丽的花儿，正是为了表示她对新教会的尊重和热爱。

晚年，海伦每天清晨读诵圣经，通常包括诗篇。她最喜欢的诗篇有第十九篇、第九十八篇、第一百篇，当然，还有第二十三篇。她曾写道：“坦白说，我对那些认为祷告必须有特定的形式来接近神的牧师感到相当的愤慨。我觉得任何祷告当从主的祷告而出。接下来，我求神保佑，让我的行为符合祂的生活法则，行出我的思想和信仰，不只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我实在觉得，所有热诚的信徒之间存在一种特别的联系，不管是基督徒，犹太人，还是穆斯林。我常感谢神，让我觉得我与祂是如此亲近。”

每周日，海伦在家中礼拜，即使最亲近的朋友也不了解她的礼拜形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定包含史威登堡的宗教著作。她说，这些著作“从天堂给我带下真理，使我的精神充满升华的力量”。

1968年6月1日，一个周六的下午，海伦?凯勒在靠近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Westport）的家中与世长辞。她的整个一生几乎活在无声的岁月之中，靠布莱叶文、读唇法及嗅觉、味觉、触觉了解周围的世界。若是再过几周，就是她88岁寿辰了。若干天以前，她刚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去世的时候，当时与她作伴的温妮（Winnie Corbally）就在床边守候着。温妮后来说，从不惧怕死亡的海伦“是在睡梦中安然离世的”。

海伦生前曾安排纽约新教会的一位牧师来主持她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的葬礼。但是该葬礼没能举行。后来，新教会在纽约为海伦举办了一个追悼仪式。据参加仪式的人称，追悼会举办得唯美动人。

虽然海伦终其一生都是虔诚的新教会成员，她的亲人却没有尊重她的遗愿来参加她的葬礼。海伦去世前四年，她的兄弟菲利普斯（Phillips Keller）曾写信给温妮，称他和妻子希望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会牧师在韦斯特波特的公理会为海伦主持葬礼。他说：“我们凯勒家族都是长老会出身，妹妹一家也都终身为长老会成员。”

康涅狄格州的葬礼被取消了，改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是葬在这里。美国联邦首席大法官沃伦（Earl Warren）及其夫人带领一千二百名哀悼者以非宗派的仪式为海伦献礼致哀。

后来，海伦的骨灰被安葬在亚利马太（Arimathea）的圣约瑟礼拜堂，靠近安妮?莎利文和波莉?汤姆森。32年前，当老师莎利文去世的时候，海伦就确信，等到她自己离开人世，必将与老师再见重逢。她在《我的信仰》中写道：“有什么能比从恶梦中醒来看到亲切的笑脸更让人快乐呢？我愿意相信这正是我们离开尘世在天堂醒来时将有的感受。”

海伦对史威登堡思想的信仰让她无惧于肉体的死亡。她说：“我不明白人们为何惧怕死亡。活着有时比死去更残酷，因为它造成分离和疏远，而死亡却连着永生，提供重聚与结合的机会。我相信当我肉眼之内的双眼在灵界睁开的时候，我将生活在我梦想的国度。”

多萝西?赫尔曼（Dorothy Herrmann）